第一章 赤脚少年

    ---一棵草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也经历了春夏秋冬。

荷尽已无挚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1.榴江,在这里成了细流


    灼人的烈日炙烤着宁静的小巷,巷中那条用大如水桶,小若拳头的河卵石砌就的光溜滑人的卵石路,也蒸腾着炎炎热浪。平时凶猛的狗儿也懒洋洋地蜷伏在屋荫下,伸出那粉红色的舌头在大喘气。
    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蹭着那卵石路,别别扭扭拐出小巷时,榴江哗哗的流水声便十分清晰地钻进耳膜。远处,一道大坝把榴江拦腰截断,使坝上形成了广阔的水面。从坝面溢出的水流奔腾到我们面前时,已经萎缩成了几米宽的小河。
    这个紧傍着奔腾的榴江和砌有河卵石巷道的小镇,便是肖水清的出生地----广西鹿寨县寨沙镇。
    这是一个小巧别致,尚未被现代工业破坏的小村镇。古朴的巷子平时冷冷清清,便是邻居家来了个把客人,也会象是在河塘中扔进了一块石头,引起小镇一阵涟漪。只有逢上赶墟的日子,邻近四乡的农民赶着猪牛,抱着鸡鸭,挑着土特产赶到镇上交易,那种牛哞、猪叫、鸡打鸣,再加上人们的讨价还价声、买卖吆喝声,才给这个宁静的小镇带来喧哗,也带来些蓬勃的生气,使小镇多了些热闹和情趣,成为小镇居民在下个墟日前闲话聊天的话题。
    1953年农历5月15日,肖水清就出生在这条卵石巷的一间破旧的小木板房里。
    “那个时候是我们家最好过,最快乐的时期。”肖水清的母亲,今年63岁的韩星梅回忆起解放初期那段幸福的时光,脸上漾起了兴奋的红晕。
    “那个时候,我们家虽然很穷,但是公公、婆婆、水清他爸都还健在,我和水清他爸还参加了镇上的手工艺合作社,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生活不愁吃穿,又生了水清这个宝贝崽崽,全家人都很高兴。你不晓得肖家四代单传,他爷爷、他爸爸到他儿子……”
    说到孙子肖鸣,韩星梅重重地叹了口气。肖水清那个破碎的家庭,始终是母亲的一块心病。
    看到韩星梅神情悲伤,我们赶紧把话题转移到那条变成了细流的榴江。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条广阔的大江被人为地拦腰截断,尽管起到了发电、灌溉和利用水面养殖的作用,可是,大江下游萎缩变成了细流,再也不能称其为大江了。
    自然界如此,那么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命运又将会是如何呢?我们深思着。
    “莫小看那条小河啦,以前是很大很宽的哇,我小时候还看见有大船上来下去的。直到了文化大革命,上游砌了河坝,下游才变得这么小这么细了。”
    讲起巷子外面那条川流不息的榴江,韩星梅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与我们拉起家常来。
    肖母韩星梅,长得是典型的广西妇女模样。皮肤让亚热带灼热阳光晒得黝黑发亮,颧骨高高,眼珠儿漆黑明亮,身板儿高挑硬朗,言谈举止中,看得出岁月的磨难也没让这个能干的女人低头折腰。可是,坎坷的命运,不幸的人生遭遇却多次降临在这个倔犟的女人身上。
    “我5岁没有爸,14岁没有妈,妈死了哥嫂就把我嫁给了水清他爸肖连魁,生了水清兄妹4人,我39岁就守了寡。要讲命,我的命真是好苦哇!”
    韩星梅擦着眼泪诉说着苦难的岁月,沉重的记忆又从那历史的长河中浮现出来。
    韩星梅记得儿时的娘家,在寨沙镇还算得上是户殷实人家。父亲开了家杂货店,虽说不上富甲一方,日进斗金,倒也还是个不愁吃穿、在地方略有声名的小康商家。为了生意,韩父经常出门在外,贩些城里的食盐、煤油等工业品到乡下来,又贩些农村的土特产品到城里去,因此在韩星梅那个小小的脑壳里,对父亲乘舟坐车贩运货物的身形笑颜,印象格外清晰深刻。
    韩星梅5岁那年,当时哥哥韩炳辉也只有10岁,妹妹韩玉珍仅2岁。出外贩运货物的父亲再也没有回到寨沙那个温馨的家。全家人焦虑地等啊,盼啊,托人出去探听音信,结果等到的却是个晴天霹雳,在外经商的父亲被土匪劫杀了。当父亲的尸体运回寨沙时,已是极度腐坏,只好匆匆埋葬了事。从此,韩家倒了顶梁柱。寨沙镇又多了一个寡妇和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礼教严重桎梏着妇女的身心,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的礼教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传统妇女的意识观念之中。
    韩母自丈夫死后,更是关门闭户地生活,含辛茹苦地抚养着三个儿女,几乎用光了家中的积蓄,卖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家什。终于,过度的劳累和痛苦的身心熬煎,使这位年轻的母亲过早地撒手人寰。
    母亲含辱负重,辛勤劳作,承担着沉重的家庭重担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印在小小的韩星梅心中。当自己39岁也面临着母亲同样的遭遇时,尽管封建的传统礼教已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尽管也有不少好心的亲戚朋友上门游说,劝她改嫁,重新建立家庭,但这寨沙镇手工艺合作社印刷厂的女厂长,镇业余文工团的桂剧演员,硬是狠下心来婉言谢绝了对她来说既向往又害怕的第二次婚姻,全身心地投入到抚养自己四个儿女长大成人这个漫长而又艰辛的人生博击之中。
    韩星梅清楚地记得自己14岁嫁给肖连魁时的情景。那时,肖连魁2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然而在那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年代,肖连魁不但没有健壮的体魄,反倒是一付病病怏怏的模样。倒是公公和婆婆身板硬朗,做事儿利索,一家人在寨沙镇靠编织斗笠和在赶墟的日子,支个小摊,炸些糯米粑粑出售,以维持这个家庭最起码的生存需求。
    那个时候嫁人,韩星梅没有坐什么八抬大轿,也没有什么吹鼓手“咿里哇啦”地吹奏婚曲大乐,战争年代加上贫穷环境,一切从简。哥哥领着韩星梅,抱着简单的衣物包袱,从巷子的那一头的韩家搬到巷子的这一头的肖家,放下包袱便成了肖家儿媳妇,开始担负起伺候公婆、丈夫的职责重担。每天为肖家四口人的洗衣浆衫和一日两餐的家务活儿忙碌着。
    韩星梅是苦水里长大的苦孩子。嫁到肖家后过着上有公婆、身旁还有个问寒问暖的丈夫的家庭生活,倒觉得这个苦日子过得也很幸福,快乐。比起自己无父无母的家庭处境,反倒觉得在肖家还多了些温暖和疼爱的心境。
    然而,极度贫穷的恶劣环境,使这对新婚的小俩口身体发育缓慢,虽说婚后两人便圆了房,可是韩星梅直至18岁肚皮还是瘪瘪的,没有生儿育女的迹象。好不容易在19岁那年怀了孕,可生下个女婴却是个死胎。
    这时,寨沙镇已经成立了人民政府,新上任的父母官要带领镇上的居民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日子冲刺。政府把镇上分散的手工艺者召聚在一起,成立了镇手工艺者合作社,划拨出工作作坊,让大家在一起生产劳动,生产出的产品让镇上的供销合作社收购,每个手工艺者每月可在合作社领取一份工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一竿子就扎进了这个边远的广西农村。
    那个时候的韩星梅和肖连魁,以及他们的公公、婆婆,甚至全镇的手工艺者,全镇的父老乡亲,心里真是高兴,心情极为激动。他们领到的是工资,买回的是大米,感受到的是共产党、毛主席带给他们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恩泽,感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那种自豪,那种自信,那种无法言喻的幸福和快乐。
    也就是在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里,新一代生命在韩星梅的体内孕育成长。
    1953年5月初5,端午节。挺着个大肚子的韩星梅仍在忙碌着。清早起来,她去灶间看了看在大铁锅里闷煮了一宿的夜间包扎的粽子,用筷子戳了戳看熟透了没有。她觉得还可以煮熟一些,便在灶膛里又添上了一块劈柴。当她弯腰给灶膛添柴时,她感觉到小生命在肚子里拳打脚踢,肚皮不时地被这个小调皮佬擂起一个个凸起的小包包。她幸福地用手抚摸着肚皮上凸起的小包包,心中默默说道,好孩子,歇着点,妈妈也盼着你早点出来呢。她揣抚着肚皮,在灶间拾起一个竹篮,去墟市上买些过节的物品。
    这里赶墟,一月三次,初五、十五、廿五,逢五有墟。今天又是端午节,逐步过上安定日子的四乡农民,几乎全都涌到这个小镇上,使这原本狭窄的巷子里全都塞满了人。
    农民们用稻草把鸡鸭的翅膀、脚爪绑得结结实实摆在地上,自己蹲在一边,用废纸裁成的小纸条卷着自晒的烟丝大口大口地抽烟,等着买主来问价。老婆婆、小媳妇们把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用条大手帕包扎好,小心翼翼地放在面前,心里盘算着用这卖鸡蛋的钱给家里买点盐巴还是打点煤油。在那些买卖猪崽、牛崽的地方,人们大声地吆喝着畜牲,大声地讨价还价,空气中洋溢着农民的汗味,烟味以及畜牲们拉出粪便的臭味。
    韩星梅小心地迈动着步子,穿行在拥挤的集市里。想到要给快出世的小宝贝多洗几次药水浴,使他在伏天里少长些痱子、疖子。她买了两把艾叶、两把昌蒲。鸡,家里喂养了,那就买条鱼吧。大过节的,让公公和丈夫也喝上几杯,有个下酒菜。韩星梅腆着大肚子,提着满满一大篮子东西,迎着人们羡慕的眼光,幸福地回到家中。
    10天后,她生下了一个壮实的小男孩。
   

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难

   

2.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肖水清出生在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也就意味着他想获得成功,他想创造辉煌,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靠自己的勤奋,靠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靠努力拼搏才能够实现心中希冀的目标和理想。要实现这些目标和理想,他命中注定要经受艰苦的磨难,付出常人无法理喻的损失和代价。
    孩提时候的肖水清从来没有享受过如今称之为“小皇帝”的生活。边远农村的贫穷落后状况,直至今天仍是一块阴影,笼罩在各级政府领导的心中。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生下来就似乎有一种天性,那就是为了生存而敢于拼搏奋斗的心态。因此,他们特别能吃苦耐劳,有着超常的毅力和恒心,也有那城里孩子无法比拟的自立自强的能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是对这种民情最好最贴切的总结。
    肖水清的父母在镇手工业合作社并没有快乐很多年。合作社的“大锅饭”,在1960年就被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无情地打破了。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合作社生产的产品没有销路,镇政府也没有雄厚的资金来发展其它的工业项目,没有经济基础的手工业合作社很快就因发不出工资而倒闭了。
    肖水清家在这几年里也并非风调雨顺。1956年爷爷肖火生病故,接着1958年奶奶病故,父亲也患上了便血的毛病。当1960年合作社倒闭,父母又回家“待业”时,时年7岁的肖水清跟着爸爸肖连魁拿起了篾刀,开始了学习编织斗笠。母亲则经人介绍到鹿寨县城去当保姆。
    象肖连魁这样的寨沙镇的居民户,在经济落后,商品流通受到人为限制的年代里,他们的生活确实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苦楚和辛酸。他们不象农民,自己有耕种的田地,虽然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但凭着一年的土地收获,自留地收获,家中猪、羊以及“鸡屁股银行”的收获,还有个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
    作为小镇居民,他们一旦丧失了工作,又没有土地,再加上“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做小生意,小买卖,他们就象是沙滩上的鱼儿,嘣哒不了几下了。因此,他们窘迫的生存环境同邻近四乡的农民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生存,他们也只好四处谋求职业,偷偷搞点“资本主义尾巴”的小生意,以保证一家人吃饭穿衣的最起码的生存需求。
    7岁的肖水清,作为长子,他小小年纪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每天放学之后,便跟着父亲编织斗笠,编好的斗笠让父亲悄悄地卖给农民,赚到的钱用来买米、买油、买盐、买布做衣裳。
    因此,肖水清说,小时候我一年四季都是打赤脚,在脑海里好象没有鞋的概念。
    韩星梅说,那时候合作社解散了,我呆在家里没事做,就到鹿寨县城里做保姆,赚钱养家糊口。一次快过年了,东家给我放了假,我急忙从鹿寨赶回寨沙,走到屋里一看,水清他爸出去了,只有水清一个人在编斗笠,手上被篾丝划了好几道血口子,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裤裆也划破了,他蹲在地上干活,小鸡鸡露在外面。我一看,心里好疼哟,这么小就开始做事养家,要过年了还穿得这么破破烂烂,那死鬼父亲也不晓得给他逢上几针。
    晚上,一家人团聚时,韩星梅又把丈夫数落了一顿。赶在春节前,替肖水清和小他2岁的妹妹肖水英做了新衣裤过年。
    这种艰难困苦的日子一直到了1964年农村“四清”运动时,才有所改观。肖水清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年,镇上来了一支“四清”工作队。工作队是县上派来的,专门清查镇上干部思想、政治、经济、作风问题的。工作队员都分派住在镇上最穷最苦的人家中,这些最穷最苦的人家便是这次运动的“基本户”,是工作队所依赖和相信的人家。
    分派到肖家住宿的是“四清”工作队队长韦应良,当时已有50多岁。他看到小小年纪的肖水清已经学会剖竹篾,编斗笠养家的本领,因此对这个11岁的小崽崽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以至肖水清至今难以忘怀。只是不知道这位韦大伯如今在何处工作,身体是否安康。
    韦大伯告诫肖水清,斗笠要编,但是学习不能丢。只有多读书,读好书,才能掌握好知识,学好本领,长大才能为祖国多作贡献。韦大伯当时的谆谆教诲无疑给正处于懵懵懂懂、浑浑噩噩过日子的肖水清开启了心灵的亮窗,使肖水清明白了好些道理,使他知道在寨沙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天地。只有好好读书,学好了本领,才可以在那个更大更好的天地里做比编织斗笠更大的事情。
    肖水清的父母在老韦同志的教育鼓动下,也很快成为了“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协助工作队的同志搞调查,开批判会。他们还组织过去的手工艺合作社的工友们向工作队建议,恢复手工艺合作社,让手工艺匠人有个工作吃饭的地方。
    政治运动一旦与群众紧密结合,便可爆发巨大的能量。恢复手工艺合作社,解决寨沙镇手工艺匠人吃饭的问题,经过全镇手工艺者的共同努力,在工作队的支持下,很快就解决了,并且成了寨沙镇“四清”运动的一项成果。
    这次恢复手工艺合作社,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人员进行了有效控制,譬如一户人家只允许一人参加。这样,对入社的人来说是种鞭策和激励,同时也可减轻镇财政经济负担。
    鉴于韩星梅在“四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经她本人多次申请,“四清”工作队和镇党支部吸收韩星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委派她担任合作社印刷厂的厂长。而原本体弱多病的肖连魁就只好呆在家里编织斗笠,带孩子做饭了。
    虽然母亲做了镇印刷厂的厂长,但这只有几个人的印刷厂,业务量也实在有限,“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事也是常有的。没有活干就没有工资,这也就被人们逐步习惯了。但是肖家的人丁却兴旺起来,继大妹肖水英出世后,二妹肖丽英、三妹肖丽珍也相继来到这个清贫的世界。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又给这原本贫穷的家庭增加了新的负担,光靠母亲那点微薄的收入是养活不了全家的。
    曾经把编斗笠放到一边去了的肖水清,现在放学后又忙碌起来了。晚上做完作业,他重新拾起篾刀,飞快麻利地剖着篾丝,必须编织两个斗笠才能睡觉。1966年至1968年,三年“停课闹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当时已在寨沙农业中学上学的肖水清也只好休学在家,为维持家庭生活做出了令常人难以想象的举动。
    当时,肖家编织的斗笠,按大小在寨沙镇只能卖到二角钱到二角五分钱一个。如果把斗笠挑到离寨沙60多里远的鹿寨县城,每只斗笠可以买到三角到三角五分钱。于是,进城赶墟卖斗笠的大胆念头,在这个只有14岁孩子的脑海中酝酿成熟。他的大胆想法,迫于无奈的父母,也只有点头同意试试看。
    一天,清晨四时。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支四人队伍便从沉睡中的寨沙镇出发了。狭窄的河卵石巷道上不时响起肖连魁、韩星梅夫妇请同路夜行人“多多关照”的拜托声。
    打头行走的是郑大伯,他也是个篾匠,但他不编斗笠,专事箩筐、撮箕的制作,这次去鹿寨赶墟,他挑了五对箩筐,四对撮箕,高高地绑在扁担上,黑暗中赫然一大堆物体在行走,也够吓人的。
    紧跟其后的是石大伯,他是个木匠。这次赶墟挑了大小10个木桶,脚步一急,木桶相碰发出“咣咣”之声,倒也给这夜行的队伍增添了一点如同鼓点的胆气。
    这种韵律均匀的响声在这沉寂的夜中很快也就消失了。
    走在最后面的是14岁的肖水清,他挑了30顶斗笠去赶墟。扁担两头各捆绑着15顶斗笠,堆码着近一米来高。身高也仅一米多高的肖水清,挑着这近一米高的斗笠担子,黑夜之中只见斗笠在移动,看不见人在其中行。
    肖连魁不放心儿子第一次出门做生意,特地端着煤油灯送儿子一程。
    夜,依旧黑得不见五指。父亲送过寨沙镇外的乱坟岗便回去了。肖水清一手扶着肩膀上的扁担,一手打着电筒,一路小跑式地紧跟着石大伯的木桶担子前行。
    黑夜中赶路,说话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要在清晨八、九点钟赶到60里外的鹿寨县城墟场。
    第一次黑夜出门做生意的肖水清,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和紧张。扁担梢头,母亲用手帕包着给他午餐用的两个红薯还微微发烫。想到这次到鹿寨县城后,可以看看这个距自己最近的县城的模样,可以自己亲手卖掉斗笠,换回维持家庭生活、给父亲治病的钞票,肖水清心中更加充足了勇气和胆量。他把担子换了一个肩,迈开赤脚又大步流星地追赶前面木桶担子发出的“咣咣呀呀”声音。
    当上午九点多钟,他们满头大汗,精神疲乏地赶到鹿寨墟场时,墟场已是人群熙攘,热闹喧哗得连说话也要大声喊叫才能听见。
    露天竹木市场里,各种各样的竹床、竹椅、木桶、脚盆摆得琳琅满目,大到成堆如山的木料、竹料,小到扫地用的扫把,刷锅用的竹刷,搔背的“抓痒痒”都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
    寨沙来的汉子们在市场的角落里摆上了自己的商品。他们是小本生意,自产自销,能卖出个好价钱自然心中欢喜,实在卖不出好价钱,低价也会盘出,总不能挑着这么大一堆东西,再走60多里路回寨沙吧!因此,他们的开价略低于市场价格。
    一位农民大娘走到了肖水清的斗笠摊前。
    “这斗笠多少钱一个?”农民大娘挑选着这大小匀称,篾丝紧巴,笠叶厚实的斗笠问道。
    “三角钱一个,大娘。”肖水清赶紧站起来,伶牙俐齿地答道。
    “哎哟,这么小小年纪就会挣钱养家了,你这崽崽好能干咧!”大娘着实地夸奖着肖水清,挑选了两个斗笠满意地离去了。就这样,他们一起从寨沙来的生意人中,肖水清首开纪录,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劳做成了第一笔生意,成交额是六角钱。
    临近中午时,肖水清的斗笠已经全部售出,总计营业额是九元钱。
    他为自己的首次出征的收获兴奋不已。看着郑大伯、石大伯还有半数箩筐、木桶没有卖出,便同他们约定自己出去看看,下午三点钟在竹木市场老地方碰面回寨沙。
    肖水清怀里揣着那九元钱兴致勃勃地走出竹木市场,边走边吃母亲包给他的那个煮红薯。他要利用这段时间,看看鹿寨县城,顺道去看看在县城饮食店工作的小姨韩玉珍和姨父赵定华。
    在百货公司玩具柜台外,肖水清逗留了半个多钟头。好多好多从来没见过的玩具摆在柜台里,勾引起肖水清本是孩提的欲望。一架用塑料和有机玻璃制作的火箭,箭头和箭尾在滚动前进中能够发出闪闪红光。当时,肖水清是多么想拥有一件这样现代化的玩具啊!但他看了看标价:9元。肖水清绝望了。他咬了口煮红薯,很快离开了这个动摇他意志和毅力的地方。
    在县城的一家国营饮食店里,肖水清见到了当洗碗工的姨妈和当厨师的姨父。当韩星梅出嫁后不久,哥哥韩炳辉就把小妹嫁给了赵定华。肖水清喊“姨妈”喊了好几声,韩玉珍也没有听见。
    韩玉珍10岁那年,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广西鹿寨。在凄厉的空袭警报声中,炸弹从空中发出尖利的呼啸声倾泻下来,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掀腾起的气浪中夹杂着破砖烂瓦,还有横飞的血肉。空袭警报解除后,城内的救护人员听见废墟中有女孩子的哭声,他们奋力地清除被炸塌的山墙、屋檩条和家什,在墙角的床底下抱出了那时只会哭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的韩玉珍。
    韩玉珍终于瞥见蓬头垢面,一身脏兮兮的侄儿。从侄儿的嘴形、手势中,韩玉珍知道姐姐的近况还好,侄儿这次来县城卖斗笠赚了九元钱。她赶紧掏钱让厨师丈夫给侄儿烫了一大碗米粉吃了,才打发肖水清出了店门。
    肖水清按约定赶回竹木市场时,郑、石二人的货还没有全部出手。出门赶一次墟很不容易,他们决心再等一等,实在不行就只有低价卖给县里商店的老板了。
    下午5时,他们终于初步完成了这次县城赶墟的任务。只有石大伯还剩下一担水桶没有卖出,但他舍不得卖给县城商店的老板,就决心挑着这一对水桶回寨沙去。
    他们沿着连绵起伏的丘陵山道急急地往回赶。路边的小叶桉树挺着白亮粗直的树身,在夕阳沐浴下迎风摇晃,风声中不时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这是小叶桉树在脱皮,每年脱下一层树皮的小叶桉树更显得洁白光滑,挺直而又激昂。
    红土地的山道上,三双赤脚在匆匆迈动,夕阳西下后,夜幕又浓浓地笼罩了下来,黑暗中开始还可以看见小叶桉树白亮白亮的树身。当夜色更浓时,夜重归于伸手不见五指。
    肖水清行走在黑暗的路上,只瞅见自己的手电筒照射出一个个橘黄色的小圆圈映照在地面。他抬头仰望了一下浓黑如墨似的天空,心想,在深邃无际的宇宙中,人是多么地渺小啊!他的心忽然悲伤起来了。
    在寨沙镇外乱坟岗的前边,他们远远望见一盏煤油灯立在那里。这是肖连魁在焦急地等待儿子的归来。当他们走近煤油灯时,肖水清清脆地喊着“爸爸”,便跑到了父亲的身边。肖连魁接过儿子手中的扁担绳索,向同行的郑、石两人道谢后,领着儿子匆匆地穿过了乱坟岗。
    回到家中,已是深夜11时了。韩星梅早已把三个妹仔打发睡了,锅里留有热乎乎的米饭,儿子一进门又手脚麻利地打了一个韭菜鸭蛋汤端到了儿子面前。
    当韩星梅收下还留有儿子体温和汗渍的9元钱时,她心疼得流下了眼泪。看着儿子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米饭,津津有味地喝着蛋汤,眉飞色舞地叙说着今天在县城里的所见所闻,韩星梅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幸福感觉。
    屋内,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家人谈兴正浓。融融的亲情之中,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夜已深沉。
    打着赤脚的少年肖水清,依然不知疲倦,初征的胜利极度地兴奋着他,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生活的重担已过早地压在他这14岁的还未发育成熟的肩膀上。
    屋外,万赖寂静。夜,依然伸手不见五指。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3、走出鹿寨


    当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的同时,少年肖水清和其他无以数计的农村少年一样,依旧打着赤脚,依旧脸朝黄土,背靠青天,在红土地上刨食。在那个时代,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们对此觉得很自豪很骄傲。其实,中国地大但物并不博,人口众多是事实,但大多数人家生活在基本温饱的水平线上。
    几千年来,农耕文化已经形成的传统,如同魂魄一样依附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人们在封闭的圈子里对生活,对故土有着虔诚的崇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的生活,仿佛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这种土地文化,包裹了中国人的心魂。
    1968年,中国农民的伟大儿子毛泽东,发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变革运动,旨在推动农村文化教育现代化进程,让城里的学生在艰苦的历史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作为小镇居民的肖水清,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热潮中,尽管在寨沙镇农业中学没有读几天书,也被作为知识青年的一员,扛着行李背包下放到了农村。
    与城里下来的知识青年不同的是,肖水清更显得象个农民的孩子:头发蓬蓬散散,衣着土里土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长年打着赤脚。
    在下乡之前的两年里,他逢墟必去鹿寨县城卖斗笠,挣钱养家糊口,尽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少年的心中倒也觉得有滋有味。两年长途跋涉的锻炼,肩挑背扛的体力活使他成长为一个精干健强的小男子汉。
    他曾经也是土地文化的崇拜者。每当家中没米下锅时,他就想到如果我有几亩田地,精心地栽种水稻,大搞家庭养殖,夏收、秋收之后,家中稻谷满仓,猪羊满圈,鸡鸭成群,那该是多么幸福快乐的日子啊!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如果留在农村,我一定是个好农民,可能还会生一大群儿女,建设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园。
    可是,命运并非他想象的那样。不断奔腾向前的历史潮流,席卷着知识青年这个历史产物,从小河港游向大江,继而游进现代文明,现代科技的海洋。这种命运的安排并非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的,就象宽阔的榴江被人为地截流,下游变成了细流。
    肖水清下农村不久,转眼就是1969年的新春,寨沙镇又掀起了一个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热潮。虽说没有强制性要求,但是县里对镇里还是有具体的指标任务。于是一个“不呆在镇里吃闲饭”,“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攻势便铺天盖地而来,令人心潮滚滚,难以自控。镇里召开各种大会小会进行宣传鼓动,镇革命委员会、街道居委会四处设立报名站,自动报名下乡者马上给披上红花彩带,人们敲锣打鼓地簇拥着报名者送他回家,那种光荣,那种热闹确实叫人瞧了眼热。
    韩星梅作为镇印刷厂的厂长,也在精心准备一次动员报名大会。她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是镇上的企业干部,响应镇政府的号召理所当然。何况独生儿子也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心中确实放心不下。心中便打算心想让孩子的父亲也下放到孩子的生产队,父子之间多少有个照应。
    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同丈夫商量之后,肖连魁也同意了妻子的计划。
    镇印刷厂的动员报名会上,十来名工人鸦雀无声地坐着。有的大口大口地抽烟,辛辣的烟味弥漫着小小的会议室令人窒息。有的木然地望着坐在前面的镇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厂长。也有不知愁滋味的小伙子、大姑娘居然在这种严肃的会议中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讲着悄悄话。
    镇革委主任的一大篇宣传发言,也不知大家听进去没有,人群中没有一点反响。韩星梅本想在镇主任讲话之后,有人出来替自己家属报名时,她也替肖连魁把名报上。看到这种冷清的场面,她觉得尴尬极了,特意请了镇主任来作动员报告,自己的工人却反应如此淡漠。
    她清了清嗓子,态度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对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赞同看法。当她清晰地吐出“我决定替肖连魁报名下放农村”时,会场顿时打破了先前的寂静,人们纷纷窃窃私语,“哎呀”“喔嗬”之声响成一片,好象在赞赏,又好象在婉惜,也好象在挖苦着什么。
    当韩星梅大声宣布“欢迎大家踊跃替自己家属报名”时,会场顿时寂静了下来,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
    镇主任见此情景,站起来作了总结发言。他说,韩星梅替自己在家吃闲饭的丈夫报名下放农村,到广阔天地里施展才华,我们镇革委是热烈欢迎的。韩星梅同志确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她不但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今天又报名把丈夫送到农村去。我们大家要向她学习,就要积极主动地站起来,为自己在镇上吃闲饭的亲人报名下放农村。有这种意愿的同志,散会后可以找你们韩厂长报名,也可以直接到镇革委会找我报名。”
    镇主任讲完话,韩星梅说了声“散会”,人们就簇拥着镇主任走出了印刷厂的大门。
    韩星梅没有跟出去,她还要收拾会场,关灯关门。但她不想动,身子坐在凳子上感觉到好沉好沉,原本安宁的心境此刻不知为何变得如同一团乱麻,纠缠在心头有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和疼痛。她回想着自己的举动是不是有些傻、有些笨。象她这样的家庭结构在印刷厂几乎全都差不多,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报名呢?是不是下乡当了农民,从此一辈子就回不来了,就会客死他乡了呢?想到肖连魁那多病的身体,韩星梅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平时在业务上精明能干的韩星梅,觉得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特别是对今天晚上这个会的结果,她觉得自己失败透了。
    下乡不久的肖水清在自己插队落户的新洲生产队迎来了体弱多病的父亲。
    繁重的体力劳动,顿时使肖连魁便血不止。善良的农民大哥体谅多病的肖连魁,同时也相中了他的一技之长,安排他担任了队上的专职篾匠,每天为生产队编织箩筐,晒垫、撮箕、斗笠。从此之后,肖连魁重操旧业,倒也从未下水田插过秧,扮过禾了。
    处于生长期的肖水清,在农村4年的经历是极为丰富多彩的。
    他戴着草帽,穿着短褂,裤脚卷得高高,面对着自己眷念的土地,扯秧、栽秧、收割稻子,挑起两箩筐沉甸甸、水淋淋的稻谷,大步流星地担向生产队的晒谷坪,一天劳累下来,腰酸背疼,裸露的皮肤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此时此刻,他才深刻地体会到,土地这碗饭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好吃。不付出艰辛的劳动,没有脱胎换骨的毅力和恒心,没有老天爷耐心的配合和奉献,既使你拥有万顷良田,粮食也不会自己从地里冒出来。
    肖水清最喜欢队上的果园,这里种着桔子和沙田柚。只有这里才能体味到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
    清晨,肖水清挑着箩筐去队上的果园,薄雾正在果树间流动。太阳一出来,白色的薄雾就象是一股股炊烟,在山间或冉冉上升,或随着沁凉的山风徐徐向前滚动。人们在山坡上行走,采摘果子,就好象在仙境里一般。通俗歌曲中雾里看花的感受,远远没有这雾中摘果那么惬意,那么实在,那么富于质感。在收获桔子的季节里,他们用剪刀剪摘着半青半黄或半黄半红的柑桔,一会儿,箩筐就堆码得冒尖了。
    休息时,他们品味着蜜汁的水果,心中确实有那么一种丰收的感觉。
    在绿色田野里,收获甜蜜的果实,这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多么地协调一致,过去的劳累和烦恼在这种丰收的喜悦中被忘却了。
    在果园,肖水清看到了果树的茂盛高产和它的干枯死亡,知道这树木的命运竟同人的命运一样。
    秋收后的柑桔园,队长带领肖水清等几个青年给桔树剪枝。他在农业中学上学时就知道,果树的枝越多结的果也就越多,但果树的力量是有限的,结太多的果会使所有的果变小,而且皮厚汁少,发酸发涩。只有经过剪枝,删剪去一些多余的枝干,才能保证果树在来年能够结出更大更甜的果实。
    经过剪枝的果园,平静地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早春三月,当肖水清和社员们一起去果园给桔树锄草施肥时,他突然惊讶地发现,一棵颀大的桔树死了。华盖般的绿影变成了参差不齐的枯枝伸向空中,就好象是个快被淹死的人,向空中伸出垂死挣扎的手臂,在向人们呼喊救命。
    肖水清心中被猛地刺痛了。前不久,他翻阅一本杂志,读到了一首小诗,诗人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很远吗?给人一种生命激昂的情感。今天,正是在这万物竞发的春天,他却看到了一个绿影婆娑的死亡,他陷入了沉思:我了解生命吗?我了解春天吗?人生一世也就象这桔树一样吗?曾经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到头来就会象这样叶落枝枯吗?他变成了一个爱思考的青年。
    祖国经济建设的大步发展没有给肖水清太多的时间思考。1970年,他被公社征集为基干民兵,开拔到三线铁路的建设工地,投入到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枝(城)柳(州)铁路建设的南端战场。
    中国六、七十年代重大经济建设项目,都是采用轰轰烈烈的大兵团作战方式,大打热火朝天的人民战争。
    肖水清他们所在县是这个建设大兵团系统中一个民兵团,他们所在公社的几百名民工,仅仅是这个团的一个营。肖水清则是这个营某连某排某班的一个民兵。
    他们所负责建筑的区段,有铁路路基,有隧道,也有桥梁。隧道、桥梁有铁路建设的专门施工单位负责,民兵们就负责那长长的路基的挖掘和填充。
    那时的建筑手段极为原始和落后。从山坡上取土填充低洼的路基是当时肖水清干了一年多的工作。
    每天他们几百人蜂拥在自己负责的这段工地,挖土的银锄翻飞,挑土的穿梭往返,夯土的汉子抬起那沉重的石夯,齐声高唱着夯歌号子,富有节奏感地随着号子声夯起夯落,在这低洼地上夯实那一层又一层浮土,同时也夯实了自己的汗水和脚印。
    这条数百米长的路基,经他们一锄又一锄的挖掘,一筐又一筐的填堆,一个夯印紧连着一个夯印的砸击后,一天一个模样地在人们眼前长大成形,巨龙般婉延伸展至远方。
    每天傍晚收工,吃完饭,洗完澡,肖水清和同伴们就溜哒到路基大堤上。他们在溜哒中丈量着路基,如同在心中丈量着自己的生活,同时在丈量着回家的日程。
    大家心中都盼望这工程早点结束,早点回家与家人团聚。出来已几个月,对于很少离家外出的已婚农民来说,时间太长了,忍受得也太残酷了。肖水清则非常留念这种集体生活。他常常凝望着这巨龙般卧伏在大地上的路基,心中在想:能有那么一天,我坐上火车,亲身感受火车从我亲手筑起的大堤上驶过的心情,那该是个什么滋味啊!
    如果,肖水清永远留在农村当农民,这个愿望也许很难实现。但是,命运之神格外青睐这个蓬发的小伙子。
    1971年5月,由于肖水清在三线建设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被批准“火线”入团,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当时,他18岁。
    1972年3月,随着三线建设逐步收尾,新成立的柳州地质队前来招工时,又相中了这个勤劳肯干、聪明老实的小伙子。就这样,命运女神青睐的小伙子象是一条出水鲤鱼,跳离了“农门”,成了一名地质勘探工人。
    肖水清回到寨沙镇办理有关户口迁移手续。肖家和左邻右舍都为这个有出息的崽崽,好福气的肖家儿郎高兴。病卧在床的肖连魁自肖水清修铁路去后,已从农村搬回镇上的家里养病。
    儿子被召为国家正式工人的大喜事,也极度振奋了病魔缠身的肖连魁,他竟然能从病床上爬下来,脸色红润,饮食也正常起来。
    肖水清开始整理和准备应该带去柳州的衣物。当他打开存放着自己喜爱物品的小木箱时,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烫金字的《毛主席语录》本中夹着的一张字条,又引起他沉甸甸的回忆,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那是1968年的夏天,肖水清仍在家中休学,帮助父亲编织斗笠,每五天一墟地往鹿寨县城去卖斗笠。
    半年多来,他舍不得吃,把母亲给他买午餐用的钱全部积攒在小木箱里,已有八元多钱了。在他的心中,那架有机玻璃做的,两头有闪闪红灯,滚动起来“嗖嗖”有声,令人神往的玩具火箭,还不时地在梦中向他飞来。他想攒够了钱,买下这架全镇独一无二的现代化玩具。
    可是这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家中又断了炊烟。细心的母亲知道儿子的小木箱中有这么几元钱,于是没打招呼就取出了肖水清的全部积蓄,到街上换成了几十斤大米。
    当肖水清回家得知此事,心中又委屈又悲伤,觉得活得好辛苦,好没有意思。于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放在木箱上,便离家出走了。
    母亲不见儿子回来吃晚饭,心中也十分着急。尚不懂事的小女儿,把哥哥留在家中的纸条交给了焦虑的母亲。韩星梅接过一看,只见纸条上写着:“妈妈,我出去闯世界了。闯出世界就回来,闯不出世界我就不回来了。”
    韩星梅见此留言,身体好象被电闪雷击一般,脸霎时变得惨白惨白,心中好象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咬,她急忙叫丈夫一同出门寻找儿子。
    在儿子要好的同学家中,他们找到了准备第二天离家出走的儿子,二话没说便拉他回了家。
    在这个悲伤的夜晚,母亲流着眼泪向儿子倾诉了窘迫的家境。身患重病但从未流过眼泪的父亲,此时也只能用手紧紧握着儿子粗糙的小手,眼泪如线似地嘀哒下来,流到儿子的头上,脸上,颈脖上。父亲在为自己多病不争气的身体生气,也在为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责任而内疚。
    肖水清的心软了,膝盖也软了。他“扑嗵”一声跪在父母面前,嚎啕大哭道:“妈妈,我错了!爸爸,我错了!”母亲哭泣着抱起儿子,搀扶着丈夫,三个人的眼泪流在了一起。
    此时,从里屋也传来了哭声,被母亲打发在里屋睡觉的三个妹妹也哭了起来。
    肖水清把这张字条重新夹好在语录本中,极为珍重地放进了自己的行李之中。
    第二天,他背上简单的行李被包,破天荒地穿上了一双解放牌胶鞋,告别了父母妹妹和前来相送的邻居、同学,恋恋不舍地走出了这曾经给了他多少欢乐和痛苦的寨沙镇。
    当他穿过镇外那片乱坟岗时,深夜里,寒风中,父亲手执煤油灯站在乱坟岗前接他回家的身影又浮现出来。
    那时候,肖水清虽然聪明能干,但必竟还是个孩子,母亲曾说外公是被土匪劫杀的,身首离异,埋葬在这里。每次深夜他经过乱坟岗,就好象看见有无数无头尸首,十指尖尖地张开向他扑来,吓得他在睡梦中也“哇哇”哭醒。因此,在他去鹿寨赶墟的日子里,无论他是结伴而行,还是单独行动,父亲总是早早送他过岗,晚上总是手执煤油灯接他回家。
    旷野坟区中那盏昏暗的煤油灯和父亲那焦虑的眼神,又怎么不使肖水清难以忘怀呢。
    经过十里长亭时,肖水清又看见了那熟悉的绿色树丛中暗红色的亭盖。那红漆斑驳的亭柱以及亭中冰冷沁人的石凳,也留给他难以忘怀的回忆。
    有时候,他的斗笠卖得很快,常常不到中午就出售一空。他也不象初次到鹿寨县城那样到处游逛了,而是急匆匆往回赶,向居住在十里长亭处的一亲戚那儿,借上一担水桶,一个水勺,两只碗,再到林中的石井中挑上一担又甜又凉的井水,到这十里长亭中卖水。常常是一担井水可以卖个一、二元钱,直至日头偏西,他才送还水桶,赶路回家。难怪村民们都夸肖水清这个小崽崽,又聪明又懂事,简直是个赚钱养家的小精怪哩。只有他的那家亲戚长者理解他,长者捋着稀疏的白胡子说,这也难为这孩子了,生活所迫呀!
    当他这次赶到鹿寨县城时,已是近午时分。他专程去看了聋子姨妈,也见到了心宽体胖的厨师姨父,还邀请小他两岁的表弟赵志光有空到柳州去玩玩。姨妈盛情地款待肖水清吃了午饭。下午,肖水清向姨妈全家告辞后,登上了去柳州的火车。
    呼啸而行的火车更加振奋了肖水清亢奋的情神,他看着那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心中忽然有了这么一个感觉:生活就象是一部电影。
    看着远逝的鹿寨县城,肖水清心中默默念叨着:再见了!鹿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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